被囚入修道院
|逮捕令本来两个月前就执行了,但我沉疴难起,高烧、疼痛。有五个礼拜,头痛足以让我休克,他们以为我头里有疥子。我还剧烈咳嗽,胸腔极痛;有两次,我受了临终圣礼。
慕司神父一得知我病了,就来看我。我以惯常的方式接待他。他问我是否有些文件,我应该托付给他而不是别人。我告诉他什么都没有。我有一个朋友听说康伯神父的证书被弄丢了,他就把“侦查团”为康伯神父提供的证明送给了我,慕司神父从他那里得知此事——那位朋友知道慕司神父的为人,却不知他就是幕后策划者。
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,因为他们曾告诉国王,康伯神父躲避了侦查团。慕司神父知道我有这份文件,非常恐慌。他以惯常的手段,趁我病危之际来看我,我因极度疼痛,头脑混乱,思想没有充分的自由。他装成一个快活、有感情的人,告诉我康伯神父的案件进行得非常好——其实,他刚被关进巴士底狱。
他说,康伯神父正在胜利出来的关键时刻,他对此非常高兴;但只缺少一件,他们说他曾从“侦查团”逃跑,需要一份“侦查团”的证明,若有这份文件,他就会立刻得到释放。他加上:“我知道你有一份。你把它给我,这事就成了。”
我作难不给他,因为有许多理由不信任他。他说:“什么!难道你想毁灭可怜的康伯神父吗?在可以救他时,竟因为缺少一份在你手上的文件让我们难过吗?”我让步了,派人取来文件,交在他的手中。他立刻压下,说不知去向了。后来,无论我怎样强烈要求他归还,都没有用。
我把文件交给慕司神父后,他一出去,都灵的大使就到了,派人找我要证明,以便见机行事,为康伯神父讲话。我问他,刚才进来时,是否看见有两个修士出去?他答道:“是。”我说,我刚把它交到那位年长的手中。他追出去要文件。慕司神父矢口否认,硬说我脑子有病,是幻想。那人回来告诉我他的回答。屋里的人都证明我给了他,但无法从他手中追回来了。
慕司神父从这方面已不再有任何顾虑,这时,他侮辱我就没有了限度,尽管我正濒临死亡。我每时每刻都受到新的侮辱。他们告诉我,只等我一康复,就囚禁我。他给弟兄们写信,激烈地反对我,说我迫害他。
我惊奇人的不公正。我只身一人,被剥夺了一切,与世隔绝——自从康伯神父被捕之后,朋友们都以我为耻。敌人得胜,我被弃绝,整个世界都普遍地压迫我。另一面,慕司神父被人拥戴,享受盛誉,随心所欲,以最惊人的方式欺压我,而我随时在死亡的边缘上,他竟抱怨我苦待他!
他的弟兄们都写信讨伐我。有人说,我受苦是罪有应得,我应该接受慕司神父的指导,不然,就应该悔改——在此,他说了最侮辱康伯神父的话。另一个人说,我疯了,必须被关起来;是昏睡的,必须被唤醒。有人说我是骄傲的魔鬼等语,因为我不愿得洁净,蒙引导,受慕司神父的矫正。还有一个人写道,当我行一切的恶时,竟盼望被人看为清白……在极度的病痛中,这就是我每日的食粮。
尽管如此,慕司神父仍然四处喧嚷,说我苦待他。我只是以善回报一切的羞辱,甚至给他做礼物,如王室先知所说:“我指望有人安慰,却找不着一个。”(诗69:20)我的魂持续地弃绝给神,而祂似乎跟万物联手,一起折磨她。我没有感到任何扶持或内里的安慰,只能跟耶稣基督一同说:“我的神,我的神,为什么离弃我?”(太27:46)此外,还有身体上不可思议的疼痛。
我没有朋友,没有任何肉体上的安慰,臭名昭著,被指控犯了每一项罪:错误、巫术、亵渎圣物等等。从此,似乎只有一件事为我存留,就是余生成为天意的玩物,不断地被抛来掷去,然后永远地牺牲给神圣的公义(指失去救恩)。面对这一切,我魂不抗拒、不抵挡。除了神让她所是的,她没有任何个人的兴趣,无论为了今生还是永世,都没有任何别的期盼。
读到此处,请读者稍微想一下:当神似乎跟世人站在一起时,这意味着什么。与此相伴的是魂完全的坚定,永不掩饰,坦然地面对一切——这确实是你的工作,我的神,在此,人一无所成。
我刚恢复到能坐在椅子上被抬去做弥撒,就被叫去与神学家M谈话。这是为了找到逮捕我的借口而设的一个陷阱,是慕司神父与我所住修道院里的教会神职人员所策划的。我以非常单纯的方式跟那人讲话——他跟詹森主义者同党,是M·N某特别用来折磨我的。
我们只讲到他能理解的事情,也是他所同意的。然而两天后,却有报告说,我声明了许多事,控告了许多人。然后,许多他们不喜欢的人就遭流放了,罪名是跟我组织集会!
这大量被流放的人,我从未见过他们,连名字都不知道,他们也不认识我。这些人清楚知道我并不认识他们,但竟如此耍手腕,流放了那么多可敬的人!对我,这是最痛苦的。有一个人被流放,是因为说我那本小书是好的。
值得一提的是,对从前认同这本书的人,却未加追究。这书不但没有被定罪,在我被囚期间,反而被重印了,广告贴在大主教的房间里,整个巴黎到处都是。但他们却以该书为借口,把我交给大主教审判。那本书被重印、发行、买卖,我却作囚犯,被关押。按着通常的规则,书的内容若有什么不好,他们只定罪书,不搅扰著书的人。我的情形却刚好相反:书被重新认可,我却被关押了!
在这些绅士们被流放的当天,一封国王签署的信被送来,命令把我带到圣安托万郊区的往见会修道院去。我安静地接受了圣旨,令送信的人大为惊奇,感动得流泪,因为他刚刚看见那些遭流放的人悲痛难抑的情形。尽管他奉命要把我带走,他却信任我,让我整天自由处置,只是请求晚上把我带去圣马利亚修道院。
那天,有许多朋友来看我,我只对其中一些人讲到这事。整天我都非常喜乐,那些知道此事的人不禁惊奇。由于我有完全的自由,我若逃跑,他们会非常高兴的——但主给了我完全不同的情操。
我依然每夜发烧,双腿无力。这时,距我领临终圣餐还不足十五天。当我接到这令人震惊的沉重通知时,还不能站立。我以为会让女儿跟我在一起,并留个使女看护我。我的心更贴近女儿,因为我养育她,曾历经艰辛。我一直努力靠着神的恩典,帮她根除过犯,把她带进没有意愿的状态;对她这年龄的女孩子,这是最好的——她还不足十二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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