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行政官审讯
|1688年1月29日,圣法兰西斯•德赛尔纪念日前夕,我被关进往见会修道院。我一到就被告知,我不能带着女儿,也不会有人照顾我,因为我是囚犯,被单独关押。在极度的虚弱中,这就是我所得到的安慰。
当我们母女俩被迫分开时,我深切地感到撕裂之痛。我请求将她留在同一个修道院里,我不会见她的。但他们拒绝了,残酷地对我封锁一切关于她的消息。我担心她曝露在外面的世界中,会失去我好不容易才栽培起来的美德,这使我很痛苦。从此,我不得不牺牲女儿,好像她不是我的孩子。
他们选择圣安托万郊区的往见会修道院,因为那是他们的亲信,在此没有一个人与我相识。他们知道院长姆姆会全力以赴地执行国王的命令,认为在此我会受到严厉的看管。事实果然如此;修女们先入为主,视我为洪水猛兽,对我戒备森严。
这个修道院信心纯洁,忠心地服事神,当她们相信我是异端时,是不可能恩待我的。她们从全院选出一个看管我的,知道她会严厉苦待我。为了使我的十字架完全,这个女孩是必需的。
我进去后,她们问我,在康伯神父被捕之后,谁是我的认罪神甫。我讲了他的名字。他是个好人,甚至敬重我,但因我的被捕,恐惧是那么强有力地抓住了我的朋友们,这位可敬的修士没有考虑后果,就否认了我,说从未听过我的认罪,也永不会听。结果,她们认为查出我说谎,其余的便无可怀疑了。这让我惊讶人的软弱,可怜那位神父。我对他的敬重并不因而减少,但有许多人曾见过我在他的认罪所里,他们可能会成为证人。
我满足地说:“这样一个人否认了我!赞美神!”这是神要否认我。人人都说不认识我,别人就编造出无数荒诞不经的故事,控告我各样的邪恶。
敌人使用那个与我同住的女孩子来折磨我。她窥测每件事,记录我的每一句话。没有一件物品到达我手上而不被她全然撕开的。她竭力在话语上抓我的把柄,对待我就像一个异端、虚谎、没有头脑的人,为我的祷告和别的千百件事责备我。我若在教会里,她就大声叹息,好像我是假冒为善。我领圣餐时,那就更糟,她说她祷告神不要进到我里面。
简言之,她对我只有恐怖与愤怒。这女孩是修道院长的亲信,几乎每天都见他,而院长跟慕司神父与行政官是同党。那女孩因着对他的爱,已经足够愿意服从他了,他还进一步让她觉得,恶待我是良心的要求——只有神知道她让我受的苦。
行政官说,我应当按着修道院女院长的见证被审判,而她从未见过我,对我的认识只是通过这个女孩,她则不断地讲我的坏话。由于有偏见在心,在这女孩看来,最单纯的话语都是罪恶,敬虔的举动则是假冒为善。我不能表达她对我憎恶到什么程度!在整个社区里,她是我唯一能见到的人。我被锁在一间小房子里,有机会锻炼耐心——主不许可我失去这耐心。
当我看见她为了在话语上抓住我,迫切地诱我讲话时,我努力看管自己。这使我犯了不忠的罪,受到奇怪的折磨。哦,神啊!对一个简单像孩子的人,这是怎样的折磨啊!
我注意措辞,力求准确,但唯一的果效就是错上加错!主如此许可,是为了惩罚我,因为我想谨慎自守——我毫无保留地属于祂,且只属于祂,我应该对自己无所期盼,好像不存在一样。所以,我的谨慎非但无用,措辞中的错误反而让我惊讶,通常我是不会犯这些错误的。由于己的参与,有些天,我就被丢给自己,伴随着地狱般的折磨。
在炼狱里的魂与反叛的天使有所不同。在炼狱里的魂承受着难以想象的折磨,是因为她有极大的倾向,要与“无上之好”(神)直接联合,让她痛苦的是,被祂排斥,无法像天上的灵那样享受她的“无上之好”。这就是我魂所处的状态——她在真实的愤怒与绝望里。我相信,这种状况若是持续,我会死去的。但我立刻意识到错误的来源,自由地弃绝了自己,决定即使这女孩用假报告把我送上断头台,我都不再照顾自己了。我停止注意自己,如同停止存在了一样。这光景渐渐过去,我回到了从前的状态。
进修道院不久,我做了一个梦。我突然看见天开了,金色的火雨似乎是神的愤怒,在寻找发泄的对象,为自己伸张正义。我与极多的人在一起,他们都开始逃跑、躲避。我则刚好相反,我俯伏在地,对主说:“我的神啊!是我要做你神圣公义的牺牲品,承受你一切的雷击。”我不是用口讲的,而是以祂所知道并理解的方式。立刻,所有的雨,如同火焰状的金子,噼哩啪啦全都落在我的身上,几乎使我窒息。我一惊醒来,确信主不愿放过我,祂会让我为“正义的牺牲品”这称号,付出真实的代价。
我一进修道院,行政官卡隆先生和索邦大学的一位博士来审问我。他们开口就问,我是否跟随康伯神父?他是否把我从法国带走、我跟他在一起?这些事是否属实?我答道,我离开法国时,他不在法国已经十年了,这离“我跟随他”相去甚远。
他们问,他是否教导我祷告。我答道:我从幼年就操练祷告,他从未教过我;我是通过慕司神父的信,才认识他的;那是在我离开法国前十年,他在去萨瓦的路上,把信带给了我。
索邦大学的博士心地纯正,从不知欺诈之事(他们不许我跟他私下讲话),他大声说道:没有理由要求正式的调查。
他们问我,康伯神父是否写了“简易祈祷法”那本小书。我答道:不是他,是我在他不在的时候写的,当时没有想到会被印刷;格勒诺布尔的一个顾问——我的一位朋友——从我的桌子上把手稿拿去了,觉得它有用,想印出来,他让我写个前言,分成章,我就在一个早晨做了这事。
他们见我所说的都开释康伯神父,就不再问关于他的事情了,开始询问我的书。他们从未问过有关信心、祷告的事,也没有提到我的道德。
我立刻亲手签字,做了一个正式声明,说我从未偏离圣教会的立场,为此,我愿意流血舍命;我从未加入任何党派;我的一生都专职于最正统的宗教情感;我一生都努力降服我的才智,消灭我的意愿;若是在我的书中发现任何错误的解释,我已经交出一切,我再一次把它递交给圣教会的判断,降服给那些懂教义、有经历的人;我若回答有关那本小书的疑问,只是出于顺服,而不是支持它,因为我只想帮助灵魂,而不是伤害他们。这是第一次审讯。我总共被审讯了四次。
我刚到修道院时,他们告诉女院长,我在那里只住十天,直到审讯结束。我被禁止跟修道院内外有任何的交流;这不足为怪,目的大概是为了在审讯上,让我孤立无援。
第二次审讯是关于那本小书。他们问我,是否想在教会里废除有声祷告,特别是念珠——指我在一处讲到念主祷文的方法,提到“天父”时,我说如此反复思念天父甚于漫不经心地背诵许多次。这并不难回答,因为教导人用心祷告,并不等于摧毁祷告,相反,是为了建立祷告,使它更完全。
就这本书,他们又提了一些疑问,尽管当时对我不成问题,但我的记性很差,甚至不知道他们所问的是否写在书中。幸而主照祂应许给使徒们的恩典,给了我极好的回答,远超过我自己可能找到的答案。他们说:“你若在书中解释得这么清楚,就不会在这里了。”我忽然想起,我曾在那章放上他们所认同的脚注,我声明了,但他们不愿意记下。
后来,我看见他们只选取书中没有解释的段落,略去解释,断章取义——如后所见,这是为了寻找迫害我的托辞。我说:解释就在书里,如有错误,不应该让我负责,我只是一个没有学问的女人;但博士们认同它,尽管他们与我素不相识,我也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。此后,他们满意我的顺服,不再为此审讯我,也不再问“雅歌”了。
最后的审讯是关于一封伪造的信。在信中,“我”写道,我在一些素昧平生的人家组织集会,还有前面提过的那些。他们读给我听。由于字体完全陌生,他们说那是备份,原稿保存着,跟我的字体相似。
我请求一阅,但从未见过。我说,我从未写过这封信,也不认识什么小兄弟会的人——那是收信人。这封信极其恶毒。有个可敬的小兄弟会神父为了一些修女来看我,有个恶意的迫害者对我说:“那么,你也见小兄弟会的人了!”慕司神父和那个女人看见他,问我他的姓名,我说不知道;因为不认识他,所以无法告知。于是,他们捏造了一封信,写给一个小兄弟会的人,称之为“法兰西斯”神父;我后来得知那人并不叫这个名字。
他们让我在10月30日给“法兰西斯”神父写了一封信;他似乎住在巴黎的香榭丽舍。“我”写道:“我的神父,不要到圣母修道院来看我。”这是因为他们观察到,他没有来圣母院,也不知此事。信里还写道,我因被监视,不再举行集会了。这封信也让我犯了策划叛国、搞阴谋集团与集会的罪,还加上:“由于局势险恶,我就不签名了。”
他们读这封信时,我声明我从未写过它。其风格足以让每个见过或收过我的信的人一目了然。至于集会,我一直强调,我并不认识那些人。我只认识一个小兄弟会的——他不属于巴黎教区,是亚眠的纠正者,曾为了某些修女来看我。当时,我没有想到别的理由,行政官甚至不愿意把这些写下,只让他们写道,我说这不是我写的。
他读完这封信后,转向我,说道:“您看,夫人,在写了这封信之后,把您关进监狱都顺理成章。”
我答道:“是的,先生,如果这是我写的。”
在博士面前,他仍然坚持说,这是我的手笔。但我们的主从不缺乏及时的供应,他们一走到外边,祂就让我想起来,那位可敬的神父从九月初就去了艾门斯,我不可能在10月30日给他写信,好像他是在巴黎;他离开五个礼拜之后,我才住进巴黎圣母院,所以他离开之前,我不可能从那里给他写信,谈论关于逮捕的话题,请他于10月30日来看我,在某某、某某我并不认识也从未去过的人家——他在艾门斯,这是不可能的!
我写下这些,给行政官送去,但他很小心地不让博士看见。我进一步写道,如果他嫌麻烦,不愿核对此事,他应该授权给我的子女监护人,他会甘心效劳的。但结果如何呢?他们不但没有核实,反而把我更严密地关了起来!我到处被控告、毁誉,他们剥夺了我申辩的权利。他们伪造信件,不让我证明自己的清白。
审讯后两个月,我没有得到一个字;只得到更加严酷的待遇——那个姊妹待我比以往更坏了。
迄今,我没有给大主教和行政官写过什么为自己辩护,因为我没有给人写信的自由——并不比今天更自由。从那时起直到我所提到的我努力看守自己为止,我没有任何感觉上的支持,只在喜乐的平安里,承受着众人一切的恶意。作诗、唱歌是我唯一的娱乐。我虽然被关在牢房里,魂却如从前一样自由,比全地都大——比起我所经历的浩阔,地似乎只是一粒微尘。我的享受只在神里,超越一切自我的利益,所以“毫无享受”就是我的享受。
复活节前十二天,我去认罪。我偶然举目,看见一幅画,我们的主倒在十字架下,还有这话:“看!有何悲痛能像我的悲痛!”这时,我得到非常深刻的印象:十字架会更多地落在我的头上。
在此之前,我一直有一丝盼望,以为他们会为我伸张正义。但我越无辜,他们就越努力抹杀我的清白,把我关锁得越发严密。于是,我得出结论:他们不是要为我昭雪,而是要定我的罪。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。
行政官只身来看我,没有带博士——尽管审讯时,博士在场。他说:“不要再提那封假信了,那无关紧要。”但从前,他却说我是因此而被关押的!
我对他说:“什么?先生,难道这无关紧要吗?假造一个人的手笔,让她举行集会,成为一个叛国者!”
他立刻说:“我们会追查作者。”
我说:“那不是别人;就是书记高泰!”他妻子曾告诉过我,他假造各样的手笔。行政官清楚地看见我言中了。
然后,他问我写的圣经注释在哪里。我说,出狱后,我会给他——我不愿意说已经托付给别人。他说:“如果我们找你要圣经注释,作同样的回答。”他提出服事我。但离开时,他非常开心,以为发现了彻底摧毁我的途径,可以趁慕司神父的心愿,让我终生监禁。尽管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对话,他却写了一份官方记录,好像曾经公正地审讯过我。官方记录上写道,直到那时,我似乎都是温顺的,但当他们要文章时,我反抗了。我对此一无所知。
由于行政官说那封伪造的信无关紧要,我给他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信。我还写信给大主教——他本人很柔和,若不是受人误导,他是不会对我如此严酷的。大主教没有回信。
行政官以为找到了摧毁我的办法,说我反叛,不愿意交出文章。在复活节前三、四天,他跟索邦大学的博士来到,带着官方记录。关于这记录,我答道,在我看来,私下交谈与审讯是有极大区别的,我觉得没有义务回答一件只是假设性地问到的事,文章在我的使女手上。他们问我是否愿意交出,让他们随意处置。我说:“是的。我写它,只是为了行神的旨意,写出来后被烧掉或出版,对我都一样。”博士说,再没有什么比这更造就人的了。
原稿不在我手上已经很久了,所以只能给他们文章的抄写稿。我不知道拿走原稿的人是如何处置的;但我坚定地相信,它们都将在暴风雨中得到保存。至于我,给出之后,就一无所有了,我不知道它们在哪里——这是事实。
我所囚的修道院女院长问行政官,事情进展如何,我是否会很快得到释放。他不慎对她说(也许,他如此做是为了开脱自己,因为博士在场):“我的姆姆,对一个百依百顺又找不出任何错误的人,还能做什么呢?她会很快得到释放。”但他们并未为我伸张正义。
大主教声明对我非常满意,人们公开谈论我的被释与清白。只有慕司神父忧心忡忡——他们仍在设法突袭我。我越清白,就越有无休止的麻烦。我得到通知说案子进行得很好,我会在复活节获释。但在我魂深处,却有相反的预感。
Comment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