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行政官审讯
|1688年1月29日，圣法兰西斯•德赛尔纪念日前夕，我被关进往见会修道院。我一到就被告知，我不能带着女儿，也不会有人照顾我，因为我是囚犯，被单独关押。在极度的虚弱中，这就是我所得到的安慰。
当我们母女俩被迫分开时，我深切地感到撕裂之痛。我请求将她留在同一个修道院里，我不会见她的。但他们拒绝了，残酷地对我封锁一切关于她的消息。我担心她曝露在外面的世界中，会失去我好不容易才栽培起来的美德，这使我很痛苦。从此，我不得不牺牲女儿，好像她不是我的孩子。
他们选择圣安托万郊区的往见会修道院，因为那是他们的亲信，在此没有一个人与我相识。他们知道院长姆姆会全力以赴地执行国王的命令，认为在此我会受到严厉的看管。事实果然如此；修女们先入为主，视我为洪水猛兽，对我戒备森严。
这个修道院信心纯洁，忠心地服事神，当她们相信我是异端时，是不可能恩待我的。她们从全院选出一个看管我的，知道她会严厉苦待我。为了使我的十字架完全，这个女孩是必需的。
我进去后，她们问我，在康伯神父被捕之后，谁是我的认罪神甫。我讲了他的名字。他是个好人，甚至敬重我，但因我的被捕，恐惧是那么强有力地抓住了我的朋友们，这位可敬的修士没有考虑后果，就否认了我，说从未听过我的认罪，也永不会听。结果，她们认为查出我说谎，其余的便无可怀疑了。这让我惊讶人的软弱，可怜那位神父。我对他的敬重并不因而减少，但有许多人曾见过我在他的认罪所里，他们可能会成为证人。
我满足地说：“这样一个人否认了我！赞美神！”这是神要否认我。人人都说不认识我，别人就编造出无数荒诞不经的故事，控告我各样的邪恶。
敌人使用那个与我同住的女孩子来折磨我。她窥测每件事，记录我的每一句话。没有一件物品到达我手上而不被她全然撕开的。她竭力在话语上抓我的把柄，对待我就像一个异端、虚谎、没有头脑的人，为我的祷告和别的千百件事责备我。我若在教会里，她就大声叹息，好像我是假冒为善。我领圣餐时，那就更糟，她说她祷告神不要进到我里面。
简言之，她对我只有恐怖与愤怒。这女孩是修道院长的亲信，几乎每天都见他，而院长跟慕司神父与行政官是同党。那女孩因着对他的爱，已经足够愿意服从他了，他还进一步让她觉得，恶待我是良心的要求——只有神知道她让我受的苦。
行政官说，我应当按着修道院女院长的见证被审判，而她从未见过我，对我的认识只是通过这个女孩，她则不断地讲我的坏话。由于有偏见在心，在这女孩看来，最单纯的话语都是罪恶，敬虔的举动则是假冒为善。我不能表达她对我憎恶到什么程度！在整个社区里，她是我唯一能见到的人。我被锁在一间小房子里，有机会锻炼耐心——主不许可我失去这耐心。
当我看见她为了在话语上抓住我，迫切地诱我讲话时，我努力看管自己。这使我犯了不忠的罪，受到奇怪的折磨。哦，神啊！对一个简单像孩子的人，这是怎样的折磨啊！
我注意措辞，力求准确，但唯一的果效就是错上加错！主如此许可，是为了惩罚我，因为我想谨慎自守——我毫无保留地属于祂，且只属于祂，我应该对自己无所期盼，好像不存在一样。所以，我的谨慎非但无用，措辞中的错误反而让我惊讶，通常我是不会犯这些错误的。由于己的参与，有些天，我就被丢给自己，伴随着地狱般的折磨。
在炼狱里的魂与反叛的天使有所不同。在炼狱里的魂承受着难以想象的折磨，是因为她有极大的倾向，要与“无上之好”（神）直接联合，让她痛苦的是，被祂排斥，无法像天上的灵那样享受她的“无上之好”。这就是我魂所处的状态——她在真实的愤怒与绝望里。我相信，这种状况若是持续，我会死去的。但我立刻意识到错误的来源，自由地弃绝了自己，决定即使这女孩用假报告把我送上断头台，我都不再照顾自己了。我停止注意自己，如同停止存在了一样。这光景渐渐过去，我回到了从前的状态。
进修道院不久，我做了一个梦。我突然看见天开了，金色的火雨似乎是神的愤怒，在寻找发泄的对象，为自己伸张正义。我与极多的人在一起，他们都开始逃跑、躲避。我则刚好相反，我俯伏在地，对主说：“我的神啊！是我要做你神圣公义的牺牲品，承受你一切的雷击。”我不是用口讲的，而是以祂所知道并理解的方式。立刻，所有的雨，如同火焰状的金子，噼哩啪啦全都落在我的身上，几乎使我窒息。我一惊醒来，确信主不愿放过我，祂会让我为“正义的牺牲品”这称号，付出真实的代价。
我一进修道院，行政官卡隆先生和索邦大学的一位博士来审问我。他们开口就问，我是否跟随康伯神父？他是否把我从法国带走、我跟他在一起？这些事是否属实？我答道，我离开法国时，他不在法国已经十年了，这离“我跟随他”相去甚远。
他们问，他是否教导我祷告。我答道：我从幼年就操练祷告，他从未教过我；我是通过慕司神父的信，才认识他的；那是在我离开法国前十年，他在去萨瓦的路上，把信带给了我。
索邦大学的博士心地纯正，从不知欺诈之事（他们不许我跟他私下讲话），他大声说道：没有理由要求正式的调查。
他们问我，康伯神父是否写了“简易祈祷法”那本小书。我答道：不是他，是我在他不在的时候写的，当时没有想到会被印刷；格勒诺布尔的一个顾问——我的一位朋友——从我的桌子上把手稿拿去了，觉得它有用，想印出来，他让我写个前言，分成章，我就在一个早晨做了这事。
他们见我所说的都开释康伯神父，就不再问关于他的事情了，开始询问我的书。他们从未问过有关信心、祷告的事，也没有提到我的道德。
我立刻亲手签字，做了一个正式声明，说我从未偏离圣教会的立场，为此，我愿意流血舍命；我从未加入任何党派；我的一生都专职于最正统的宗教情感；我一生都努力降服我的才智，消灭我的意愿；若是在我的书中发现任何错误的解释，我已经交出一切，我再一次把它递交给圣教会的判断，降服给那些懂教义、有经历的人；我若回答有关那本小书的疑问，只是出于顺服，而不是支持它，因为我只想帮助灵魂，而不是伤害他们。这是第一次审讯。我总共被审讯了四次。
我刚到修道院时，他们告诉女院长，我在那里只住十天，直到审讯结束。我被禁止跟修道院内外有任何的交流；这不足为怪，目的大概是为了在审讯上，让我孤立无援。
第二次审讯是关于那本小书。他们问我，是否想在教会里废除有声祷告，特别是念珠——指我在一处讲到念主祷文的方法，提到“天父”时，我说如此反复思念天父甚于漫不经心地背诵许多次。这并不难回答，因为教导人用心祷告，并不等于摧毁祷告，相反，是为了建立祷告，使它更完全。
就这本书，他们又提了一些疑问，尽管当时对我不成问题，但我的记性很差，甚至不知道他们所问的是否写在书中。幸而主照祂应许给使徒们的恩典，给了我极好的回答，远超过我自己可能找到的答案。他们说：“你若在书中解释得这么清楚，就不会在这里了。”我忽然想起，我曾在那章放上他们所认同的脚注，我声明了，但他们不愿意记下。
后来，我看见他们只选取书中没有解释的段落，略去解释，断章取义——如后所见，这是为了寻找迫害我的托辞。我说：解释就在书里，如有错误，不应该让我负责，我只是一个没有学问的女人；但博士们认同它，尽管他们与我素不相识，我也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。此后，他们满意我的顺服，不再为此审讯我，也不再问“雅歌”了。
最后的审讯是关于一封伪造的信。在信中，“我”写道，我在一些素昧平生的人家组织集会，还有前面提过的那些。他们读给我听。由于字体完全陌生，他们说那是备份，原稿保存着，跟我的字体相似。
我请求一阅，但从未见过。我说，我从未写过这封信，也不认识什么小兄弟会的人——那是收信人。这封信极其恶毒。有个可敬的小兄弟会神父为了一些修女来看我，有个恶意的迫害者对我说：“那么，你也见小兄弟会的人了！”慕司神父和那个女人看见他，问我他的姓名，我说不知道；因为不认识他，所以无法告知。于是，他们捏造了一封信，写给一个小兄弟会的人，称之为“法兰西斯”神父；我后来得知那人并不叫这个名字。
他们让我在10月30日给“法兰西斯”神父写了一封信；他似乎住在巴黎的香榭丽舍。“我”写道：“我的神父，不要到圣母修道院来看我。”这是因为他们观察到，他没有来圣母院，也不知此事。信里还写道，我因被监视，不再举行集会了。这封信也让我犯了策划叛国、搞阴谋集团与集会的罪，还加上：“由于局势险恶，我就不签名了。”
他们读这封信时，我声明我从未写过它。其风格足以让每个见过或收过我的信的人一目了然。至于集会，我一直强调，我并不认识那些人。我只认识一个小兄弟会的——他不属于巴黎教区，是亚眠的纠正者，曾为了某些修女来看我。当时，我没有想到别的理由，行政官甚至不愿意把这些写下，只让他们写道，我说这不是我写的。
他读完这封信后，转向我，说道：“您看，夫人，在写了这封信之后，把您关进监狱都顺理成章。”
我答道：“是的，先生，如果这是我写的。”
在博士面前，他仍然坚持说，这是我的手笔。但我们的主从不缺乏及时的供应，他们一走到外边，祂就让我想起来，那位可敬的神父从九月初就去了艾门斯，我不可能在10月30日给他写信，好像他是在巴黎；他离开五个礼拜之后，我才住进巴黎圣母院，所以他离开之前，我不可能从那里给他写信，谈论关于逮捕的话题，请他于10月30日来看我，在某某、某某我并不认识也从未去过的人家——他在艾门斯，这是不可能的！
我写下这些，给行政官送去，但他很小心地不让博士看见。我进一步写道，如果他嫌麻烦，不愿核对此事，他应该授权给我的子女监护人，他会甘心效劳的。但结果如何呢？他们不但没有核实，反而把我更严密地关了起来！我到处被控告、毁誉，他们剥夺了我申辩的权利。他们伪造信件，不让我证明自己的清白。
审讯后两个月，我没有得到一个字；只得到更加严酷的待遇——那个姊妹待我比以往更坏了。
迄今，我没有给大主教和行政官写过什么为自己辩护，因为我没有给人写信的自由——并不比今天更自由。从那时起直到我所提到的我努力看守自己为止，我没有任何感觉上的支持，只在喜乐的平安里，承受着众人一切的恶意。作诗、唱歌是我唯一的娱乐。我虽然被关在牢房里，魂却如从前一样自由，比全地都大——比起我所经历的浩阔，地似乎只是一粒微尘。我的享受只在神里，超越一切自我的利益，所以“毫无享受”就是我的享受。
复活节前十二天，我去认罪。我偶然举目，看见一幅画，我们的主倒在十字架下，还有这话：“看！有何悲痛能像我的悲痛！”这时，我得到非常深刻的印象：十字架会更多地落在我的头上。
在此之前，我一直有一丝盼望，以为他们会为我伸张正义。但我越无辜，他们就越努力抹杀我的清白，把我关锁得越发严密。于是，我得出结论：他们不是要为我昭雪，而是要定我的罪。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。
行政官只身来看我，没有带博士——尽管审讯时，博士在场。他说：“不要再提那封假信了，那无关紧要。”但从前，他却说我是因此而被关押的！
我对他说：“什么？先生，难道这无关紧要吗？假造一个人的手笔，让她举行集会，成为一个叛国者！”
他立刻说：“我们会追查作者。”
我说：“那不是别人；就是书记高泰！”他妻子曾告诉过我，他假造各样的手笔。行政官清楚地看见我言中了。
然后，他问我写的圣经注释在哪里。我说，出狱后，我会给他——我不愿意说已经托付给别人。他说：“如果我们找你要圣经注释，作同样的回答。”他提出服事我。但离开时，他非常开心，以为发现了彻底摧毁我的途径，可以趁慕司神父的心愿，让我终生监禁。尽管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对话，他却写了一份官方记录，好像曾经公正地审讯过我。官方记录上写道，直到那时，我似乎都是温顺的，但当他们要文章时，我反抗了。我对此一无所知。
由于行政官说那封伪造的信无关紧要，我给他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信。我还写信给大主教——他本人很柔和，若不是受人误导，他是不会对我如此严酷的。大主教没有回信。
行政官以为找到了摧毁我的办法，说我反叛，不愿意交出文章。在复活节前三、四天，他跟索邦大学的博士来到，带着官方记录。关于这记录，我答道，在我看来，私下交谈与审讯是有极大区别的，我觉得没有义务回答一件只是假设性地问到的事，文章在我的使女手上。他们问我是否愿意交出，让他们随意处置。我说：“是的。我写它，只是为了行神的旨意，写出来后被烧掉或出版，对我都一样。”博士说，再没有什么比这更造就人的了。
原稿不在我手上已经很久了，所以只能给他们文章的抄写稿。我不知道拿走原稿的人是如何处置的；但我坚定地相信，它们都将在暴风雨中得到保存。至于我，给出之后，就一无所有了，我不知道它们在哪里——这是事实。
我所囚的修道院女院长问行政官，事情进展如何，我是否会很快得到释放。他不慎对她说（也许，他如此做是为了开脱自己，因为博士在场）：“我的姆姆，对一个百依百顺又找不出任何错误的人，还能做什么呢？她会很快得到释放。”但他们并未为我伸张正义。
大主教声明对我非常满意，人们公开谈论我的被释与清白。只有慕司神父忧心忡忡——他们仍在设法突袭我。我越清白，就越有无休止的麻烦。我得到通知说案子进行得很好，我会在复活节获释。但在我魂深处，却有相反的预感。